地域性历史研究刍识

近年来，地域性研究是历史研究中的大端，笔者也介入其中，觉得在这方面研究中应注意一些问题。

首先，我们在强调地理差异时，固然必须揭示自然环境的差异，但亦不应忽视社会因素的作用。譬如宋代经济重心的南移，过去多仅讲南方自然条件优于北方，或生产力水平提高等，而较少考虑政治因素，其实，后者的影响是决定性的。我们在进行地域性研究时，必须指出：地域与地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，地区有严格的地理界限，而地域的区分则更多地看重其文化功能的相似。过去我们的地域性研究多奠基于《礼记·王制》和司马迁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的理解上。如果说司马迁时代人类还颇多地受自然条件的制约，地域文化还多以自然环境来塑造的话，那么，现实中的地域文化则有了更多的决定因素，这就表明地域性研究必须有更广阔的视野。事实上，这几年已显示出发展的趋势，在国外有罗·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，有斯波义信关于杭州的研究，在国内也有对上海、重庆、武汉、佛山等地的研究，这其中引进了社会学的社区概念。不过，社区与地域并不矛盾。实践表明：通过更多方面的地域性研究，可以为政府的决策提供更加切实的依据，同时也为地域政策的差异化创造条件，提供保障。

其次，应该认识到，地域性有时是社会交往缺乏的产物，我们在上古史书中可以见到许多的国，而当时的国仅仅就是一个部落群体的活动圈，随着后来各自势力的扩大与向外的扩展，彼此之间有了交融与交流，有的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，形成了一个“新我”，有的则在交融与交流中舍弃了自我而融于别人之中，地域性的消融也许可看成是人类发展进步的一种必然趋势。但是地理环境和社会环境虽然可以在一个长时段中发生变更，它却是无法超越的。有时又要考虑到社会分工的需要，这种社会分工往往并不是自然形成的，它可能要借助于一些人为的因素，譬如国家可能采取“重农抑商”政策，重农作物而轻视经济作物，重农业生产而轻工矿业生产等。所以，地域性的保持也许是人类发展进步的另一种必然趋势，可见，地域性有消融的一面，又有被保持的一面。地域问题必将长期障碍我们的视线，要求我们把地域性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来看待。